抗疫彰显中国体制优势?

作者:刘行之 阅读量:16777215 发布时间:2020-03-23 12:08:33

即便大陆在防疫中有一日之长,也应视为在特定条件、特定环境下的优势,不可推此及彼,任意夸大,欺人自欺。这无助于反思,无助于体制的革新与完善。

饱受2019冠状病毒疫情折磨,中国武汉市民怨愤难平。日前,接连有高官撞在枪口上,触了霉头。

3月5日,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某小区视察群众生活保障情况,有居民透过窗户大喊“假的”“形式主义”,当场拆穿社区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的事,气氛尴尬。今时不同往日,当地民众对官员们一些难耐之举,很不留情面。

何止武汉。联想不久前《大国战疫》一书风评不佳、匆匆下架,可知舆论对官方操持的自我褒奖十分反感。社会期待一场触及灵魂的反思、检讨和真实改变,绝非自夸自娱。真不晓得,文宣部门对此究竟是浑然不知,还是故意“迎难而上”?

其实,武汉封城后,大批医护人员“最美逆行”,社会各界慷慨捐赠,雷神山、火神山医院迅速建成,这许多振奋人心的事,民众是感动、买账的。这中间并非没有政府的努力,不过疫情尚未结束,前期责任尚未追究,就急着揽功摆好,让很多人顺不过气来。招骂是自然的。

如何评价中国抗疫工作?国内国外,言人人殊。这场灾难是否暴露了体制缺陷,抑或反之,彰显了体制优势?论者各执一词。倘若抛开情绪,尽量客观评价,可以说疫情之下,体制的劣势与优势毕现,一览无余。

所谓体制劣势。1月初,武汉市延误防疫,铸成大错,任谁也无法否认。17年后重蹈沙斯事件覆辙,足见政治结构单一、权力过度集中,常常会压制刺耳声音,阻滞负面信息传递,导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明危机中反应迟钝,或出现重大决策失误。这是一个痼疾顽症,虽不乏文化与社会因素,但体制特性仍是最直接的原因。

所谓体制优势。1月20日后,政府毅然采取封城等断然措施,举国驰援湖北,全民居家隔离,在40多天内基本控制住疫情蔓延,也是事实。短时间内,各级政府广泛宣传发动,调动海量人力、物力,把抗疫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,强力组织实施。

这些方面,现行体制具备特殊力量,同样无法否认。这便是邓公讲的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优势,也一直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津津乐道、引以为傲。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火速建成,以及普遍实施的极其严格的交通和社区管控,都是这一优势很典型、很具代表性的举措。

进入3月上旬,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,海外的疫情却加速蔓延扩散。不少国家也出现重视不足、应对迟缓、混乱等问题。这似乎冲淡了中国年初的失误,突显了其后续措施的力度及效果,为“体制优势说”挽回了一丝颜面。

有人遂称,看来官僚主义是跨文化现象,各种体制在应对此类危机时,表现令人满意的不多。有人打趣,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选举计,对疫情威胁轻描淡写的态度,似乎与武汉政府因政治考量干扰防疫,有异曲同工的味道。还有很多网民呼吁疫情严重的国家赶紧“抄作业”,借鉴大陆防疫模式。

以他国防疫之失为本国开脱,正是中国民间意识形态纷争中常用的“比烂”思维。

体制支持者惯以这种方式反击批评者,证明许多社会弊端是跨文化、跨国家现象,并非中国体制独有。

通过“比烂”确实能提醒一些理想主义者:世上没有完美政体。不过,这也会混淆问题,助长实用主义、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。在官僚主义与防疫迟缓的事上,这种态度再次制造了混乱,可能让一场深刻而有益的反思契机悄悄溜走。指责和嘲笑别人,从来无助于改进自身缺点。

中国体制防疫优劣势

至于中国在防疫中展现的优势,也应具体分析,不宜泛泛而论。中国为什么能?至少有如下原因。

一是政府直接掌控和支配大量资源。特别是医疗资源,医院大多属于国有。大量医护人员怀着高尚情感,秉持极高职业道德标准,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湖北防疫一线,这一点不应抹杀。但也要承认,倘若这些医院并非国有,组织调动的力度速度,恐怕要打不小折扣。在口罩等防疫物资与生活用品的生产、调配中,国有企业也担当了重任。

二是政令统一、掣肘较少。各级党委政府统揽全局,决策确定后,鲜有人敢掣肘。虽然不相隶属的职能部门、各地政府偶有推诿扯皮、争功诿过的事,但都无伤大局。只要事态明朗,中央政府决心已定,所有行政力量都会高调地服从大局、宁左勿右。即便缺乏法律依据,也会对一些紧急措施处处绿灯放行。为了保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,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力量,在效率上却有过人之处。

三是基层组织健全。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如社区居委会、村委会虽然泛行政化,但机构与人员健全。在配合政府宣传发动群众、严格社区防控、督促居家隔离、保障城市运行等方面,是一支重要力量。

细看上述优势,也是相对的。政府直接掌控大量资源,包括医疗资源,不正是武汉多家医院对不明肺炎病例不敢确诊、上报的根源所在?政令统一、无人掣肘,不正是行政力量能够训诫吹哨人、压制刺耳声音的原因,不也是许多重大决策因缺乏制衡、质疑而频频失误的原因吗?

至于城乡居民自治组织,平时主要承担基层行政机关摊派的任务,服务居民的能力弱化,衙门作风很重。名为居民自治组织,实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前哨。它们善于执行封门站岗、盘询出入这类简单任务,在组织居民自治、维护公民权利、提升精细化治理等方面,经常缺乏动力。

作为体制末端的毛细血管,本该是体制深植于社会土壤、实现营养交换的根须,却有僵化枯萎之虞。切不可因为完成了一项简单、擅长的任务,而忽视其长期存在的缺点。

另外,也不应忽视防疫工作中两个有利条件:一是封城恰逢春节期间,时机非常适合整个社会暂停运转。二是武汉疫情暴发的惨景教育了民众,全社会防疫意识迅速提高。没有民众自愿禁足,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,也无法强制全民居家隔离。

归结起来,在不明疫情面前,中国的体制没有做到迅速反应,这一点绝不因其他国家防疫工作迟缓、混乱而改变。在事态明朗后,体制的优势得以发挥,但必须看到,防疫所需的统一调度指挥、社会暂停运转、全民居家隔离、严管严控措施,正是体制相对擅长的。

随着意大利等国家也采取封城等措施,正可观察比较,其他体制采取同类措施,力度和效果是否有差异。即便大陆在防疫中有一日之长,也应视为在特定条件、特定环境下的优势,不可推此及彼,任意夸大,欺人自欺。这无助于反思,无助于体制的革新与完善。谦虚,使人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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