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病病毒和“大国不亡”的逻辑(2)

作者:郑永年 阅读量:16777215 发布时间:2020-03-24 12:25:28

第一,面临危机,大国动员很慢。如果不能动员起来,就有可能“亡国”;一旦动员起来,就能显示出巨大的能量。历史上,一旦朝廷面临危机,开始时总是众口难调,异常地混乱,好像没有人负责似的,任形势一步一步地恶化。这个时候,知识人的批评,民间的叫骂不断,恐慌流传,更强化着人们的悲观失望感。

但因为国家大,人口基数大,总有人会在危机之际站出来,高呼一下,形成庞大的力量拯救国家。这些人既可以来自体制内的“改革派”,也可以来自体制外的“革命派”。如果体制内的“改革派”获胜,就叫“革新”“复兴”或“中兴”;如果是体制外的“革命派”获胜,就叫“改朝换代”。

这里须要区分一下“朝廷”和“国家”两个概念。明末顾亭林(顾炎武)说,朝廷可以亡,但国家不会亡。满洲人入主中原后,整个中国就亡了,但顾亭林说,一个“国家”的兴亡是小事,“天下”兴亡才是大事。他这里所说的“国家”,指的是政府的政权,或者“朝廷”;他所说的“天下”,指的是民族和文化。因此,他说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到了近代,梁启超也很清楚地区分了“朝廷”与“国家”,“朝廷”可以兴衰成败,但国家并不是朝廷的国家,是大家的国家。

其实,这也是人们所说的,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原因。朝代兴亡,但国家并没有灭亡。为什么“国家不亡”呢?

钱穆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《中国文化精神》中说:“依我个人论,我已经过了七十之年……在此七十年中,便有人说过,‘中国不亡,是无天理’。但生命中有感情,便是一‘天理’。我将获一句话说,‘中国人不爱中国,则是无天理’。世界各民族都如此,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。”

那么大的一个国家,在危机面前,什么样的人都会有,汉奸、投降派、“带路党”、告密者、贪生怕死者、消极悲观者、冷嘲热讽者、打打杀杀的“义和团”者等等。也正因为那么大的国家,只要钱穆先生所说的“国家情感”这一“天理”的存在,总会有伟大者或英雄在危机时刻登高一呼的。

第二,国家规模大,太大了就难以征服。中国的元朝和清朝,分别由蒙古人和满洲人统治,用近代的概念来说,是整个国家成为了“殖民地”。不过,这种“殖民地”和近代形式的“殖民地”刚好相反。近代以来的“殖民地”意味着宗主国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被其殖民的国家和社会;至于蒙古人和满洲人,他们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式,而采用中国的方式来统治中国,他们自己的文化被中国所消化,他们也成为了中国(文化)人。

一些学者认为,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的文化(文明)比汉人的落后,所以放弃了自己的统治方式。这种说法毫无道理,蒙古人和满洲人是想坚持自己的统治方式的,在一定程度上也坚持了下来(例如清朝的两套制度,针对满人和针对汉人的),但因为中国之庞大,实在很难有效地用自己的方式来统治,所以不得不放弃而采用汉人的统治方式。

近代以来,帝国主义侵入中国,但中国之大,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侵吞整个中国,中国演变成为毛泽东所说的“半殖民地”。李鸿章就是利用了列强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利益冲突,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他的“大外交”,对列强“分而治之”,避免了中国成为单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。

大国的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效应

第三,正因为国家之大,在危机时期,就会有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的效应。中国犹如整个欧洲,或者说是具有一个强有力主权中央政府的欧洲。这里至少具有三个结果。

其一,一场危机发生了,不至于所有的省份都发生危机,总有一些省份是好的。

其二,因为具有一个统一的政权,没有危机的省份可以支援危机省份,富有省份可以支援落后省份。当代中国一直实行所谓的“对口支援”,这个实践一直是中国的传统,历史上都是如此。例如,历朝历代,政府税收大多数来自几个富有省份,政府一直扮演着区域之间的“均贫富”功能。

其三,即使人为的政策错误也很难覆盖到整个国家。天灾造成的危机不可能具有全国性,而人为的错误则是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。不过,因为中国之大,一个政策(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)的执行和落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来说,都具有“试错”性质,不断产生纠错的机会。只要掌权者不那么固执己见,一错再错,一个错误就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。像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的全国性政策错误,便是领导人个人过于固执己见、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纠错机会的结果。

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,“分”的时间实际上比“合”的时间更长,但为什么“分”没有成为常态,而最终还是回到“合”的状态呢?除了钱穆先生所说的“国家情感”这一“天理”的存在之外,人们最终选择中央集权制下的大一统国家,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利便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在存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前提下,不管发生什么危机,最终都能应付过去,回归常态。

大国有大国的问题,大国可以问题百出,但大国吸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比拟的。不过,人们绝对没有任何道理为大国规模所带来的优势而沾沾自喜,不求进步。例如,传统意义上的“朝廷亡,国家不亡”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每一次朝代更替,带来的生命牺牲和社会经济代价是巨大的。人们必须通过各种体制的改革,来实现“朝廷不亡”。同样,政府应付危机的最初能力必须大幅度提高。每次危机发生之初,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应付,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生命的牺牲和社会经济的损失。无疑,这些也是今天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改革的任务。

责任编辑:10006
共1条数据,当前1/1页

热点资讯

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、爱社会主义
微信扫一扫加入本网粉丝群